如何讲授中国传统文化？复旦大学中文系郜元宝教授认为必须从两个层面展开。一个层面是精准地解说传世典籍，另一个层面是同情地了解底层文化传统。所谓文化，无非同一个族群的人们长期一起生活所形成的生活方式，这种生活方式不一定是其中少数几个圣人所能讲清楚的，相反那些关怀底层的通俗文学、通俗文艺，或许更能体现当时文化的精髓。鲁迅先生说，讲中国文化，眼睛不能只盯着孔孟老庄，还要看到“地底下”。所谓“地底下”，就是指老百姓的生活，以及跟他们生活有关的那些非正式的历史记载和文学描写。

　　郜元宝教授认为，如果从这两个层面去理解商业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，那么商业其实可以说是中国人的“文化基因”之一。

　　虽然我们经常说，中国自古“以农立国”，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异于西洋（地中海沿岸各国）自古以“商贸立国”。但“以农立国”在思想和体制上真正确立起来，实际始于秦汉之际，东周以前尚不明显。相反，夏商周“三代”都非常重视商业。大禹治水在外十三年，通晓各地物产，继皇帝之后，重分天下为九州，冀州为首，“任土作贡”，以通商为要。《禹贡》详列九州物产之盛。禹时商业为黄帝以来第一高峰。学术界基本承认后世“商人”、“商品”、“商业”与殷商有关，而“周人喜商”不仅是殷商遗民带来的传统，也扩大为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民间一般的风气了。

　　秦汉以后（元除外），历代“重农抑商”，严分“士农工商”四民等级。但“工农”地位和实际生活水平并不如“商”，惟“士”能以文化和政策特权贬低商人。但“异端”之“士”（如司马迁）也经常替“商”说话。明清以后更加如此，商人地位急剧上升。

　　所以，商业并非西洋专利或近代“舶来品”，乃中国人的“文化基因”之一。“重农抑商”政策一旦松动，比如明清两代以至于今，则“华商”一点也不输给西洋。中国自始乃重商、善商之民族，中有顿挫，晚近复兴。

　　既然商业作用这么大，古代许多大政治家们为何都要“重农抑商”呢？郜元宝教授认为这主要是被当时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。尤其进入战国时期，列国纷争，必须“重农抑商”，才能将人民固定在土地上，从而取得稳定的兵源和战略储备粮，在群雄逐鹿中立于不败之地。但一个“抑”字，又透露了相反的事实。正如司马迁所说，“夫用穷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。”尽管表面上“重农”，商业却一直发达，难以遏制。顿弱告诉秦王，商人“有其实而无其名”，农人“有其名而无其实”。汉代的晁错则说，“今法律贱商人，商人已富贵矣；尊农夫，农夫已贫贱矣。”正因为事实如此，才刺激一些治国理政者不得不来“抑”商。

　　从上古“重商善商”，到汉以后“重农抑商”，再到近代以来商业全面复兴，面对中国商业史这个“之字形”的发展轨迹，我们除了为商业的复兴而欢欣鼓舞，还要认识到问题的另一面：“重商”、“善商”，相对于一味“重农抑商”固然是好事，但发展到极端，也容易流于崇尚物质而轻视精神文化。故历代有识之士皆努力平衡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建设之关系。鲁迅在《文化偏至论》（1907）中说：“夫中国在昔，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，先王之泽日以殄绝，逮蒙外力，乃退然不可自存。”中国人自古就比较喜欢物质，而不大喜欢天才人物及其创造的思想文化，所以到了近代，一遇外力打击，首先精神上就土崩瓦解。不可否认，直到今日，中国人的思想能力、理论能力、学术能力、艺术创造力，其实还很不够，因为中国人的兴趣首先并不是在精深文化这一面。孔子《论语》一开头就讲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为什么“学而”成了《论语》第一篇？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读书啊，圣人有鉴于此，就缺什么补什么。朱熹说，你明白为什么“学而”成了《论语》第一篇，你就算读懂《论语》了。《论语》最后无非提倡“好学”，学习非常重要。

　　郜元宝教授认为，“好学”和“经商”是中华民族两大文化基因，不可偏废。“重商”有富国强兵、富国强民的好处，但太崇尚“物质”，也会付出惨重代价。如何处理好商业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关系，是中国商业伦理一个核心问题。最近几十年来重视财富，抬高商企地位，这是值得思考的现象。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讲，或许也算是一种“文化偏至”，即文化的片面发展现象吧？这就需要一种平衡，或互动，互渗，如此才能共同提高。否则即使富了，这个国家还并不算强大，因为你的思想、理论、品牌，特别你的核心价值观都没有形成。现在国家把文化产业看得非常重要，但文化产业的重点究竟是文化还是产业呢？一些人本来是做学术的，后来都去做文化产业了，其实就是跟做产业的人一起搞点文化包装而已。真正的文化产业是指文化所内涵的价值与产业的结合，这与有形的商业和实业的价值是同等的，相得益彰，不可偏废。

　　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贡的关系就是如此。子贡不仅在学术、政绩（尤其外交）方面能力突出，理财经商上也有着卓越成就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：“子贡好废举，与时转货貲……家累千金”，子贡依据市场行情变化，贱买贵卖，从中获利，以成巨富。由于子贡经商大获成功，所以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以相当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，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，并断言，“夫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者，子贡先后之也”，意思是说，正因为子贡给孔子提供了经济资助，孔子才能周游列国，名扬天下。从《论语》提到子贡的57处文字来看（子贡在《论语》中出镜率最高），儒商鼻祖子贡也是很有学问的，他不仅以强大的财力，也凭借精深的思想，到处宣扬孔子学说。